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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领域的一声惊雷

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
首席法律顾问   傅志伟

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将声透五千年,响彻三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文稿竞价,也许惊世骇俗,其实顺理成章。在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时代,我们不能让已有的金子淹没于沙砾之中。优胜劣汰,去芜存菁。精神产品的“大河”,在社会效益河价值规律的大堤间,波澜壮阔。这第一声槌响,让文人能够伏身潜心于格子,又能从格子上浩然站立起来。这第一声槌响,便是一篇人类文明走向更加辉煌的宣言。
——摘自’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章程

由深圳青年杂志社和广东省期刊实业发展公司策划主办的深圳’93(中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活动,很快成为1993年中国新闻的一大热点。各种传媒对此次活动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又一创举”。这次活动将会给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史上,都必将留下历史的印记。

敢为天下先

知识产权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它指的是公民和法人对他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内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所享有的专有权利。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知识产权包括两大类,即版权和工业产权。正如世界知识组织总干事鲍格胥博士所言:“版权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验表明,民族遗产的丰富程度取决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水平。保护水平越高,对作者创作的鼓励就越大。一个国家智力作品数量越高,其国际名望就越高。总之,鼓励智力创造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知识产权法在世界上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十七世纪以前,人们对财产的概念还仅限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并且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如房屋、工具、金钱等,有形财产的所有与转化关系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历史的进步,人们发现,人的创造性的智力成果比一般的机器设备资金等更为重要。为了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各国均用立法的形式赋予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享有一定的权利。于是,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从著作权法的历史来看,则是始于英国,1710年生效的《安娜版权法令》首开先河,为现代著作权法奠定了基础。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发明权、发现权以及其他科学成果权。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平调智力成果的生产和使用,把创造性脑力劳动从社会生产中分离出来,导致了智力成果与社会需要相脱离,文学艺术成果科技成果与经济建设相脱离。同时采取无偿平调、平均主义、低稿酬等大锅饭的做法,挫伤了智力成果当事人的劳动热情,阻碍了智力成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横向转移。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政策对新时代的知识产权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在我国的工业产权给与保护的问题,1980年颁布的《中外合资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已开始初步全面确定了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地位。几年来,国家先后制定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还发布了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修改了发明奖励条例和自然科学奖励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在1986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中国还日益注意到国际社会和他自身在其中的参与,于1980年3月正式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为WIPO成员国。从此,知识产权一词正式为我国所结受。1985年中国成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成员国,1989年又成为《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的成员国。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实践中依然有许多问题使我们产生困扰:文学艺术成果、技术成果是不是商品?人们的思想本身是不是一种财富?这种复杂劳动的特殊商品能不能按照价值规律,利用经济杠杆,有偿利用和转让?能不能迅速的培育起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文学艺术科技成果的繁荣市场?

1993年4月28日,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完深圳青年杂志社编辑、’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总策划兼组委会秘书长王星关于这次活动的首次汇报之后,斩钉截铁的说:“能,完全可能!特区人民应该敢为天下先!”

杨广慧当即在王星送来的报告上签了字。

李灏、厉有为、林祖基等领导同志在看了报告之后都给予了明确肯定的批示,表示对这次活动的全力支持。
杨广慧同志出任本次活动的总监督。

机遇又一次以他特有的方式降临深圳,深圳人将再次抓住机遇。让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深圳人的“敢为天下先”吧:

它率先以三天一层楼的崭新记录建起全国第一栋最高的楼,创造了深圳效益深圳速度的新概念;

它最早取消了粮票油票,给粮油市场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活力;

它最早实现合同用工的制度,取消企业中干部工人的界限,提出了“企业员工”的概念;

它最早进行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为中国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开先河;

它最早进行营运车牌的拍卖,名人字画的拍卖,邮票的拍卖,建立了全国首家动产拍卖行;

它建立了全国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保税工业区,第一家内联企业,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第一家无形资产评估所……

改革开放了十四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中逐步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但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却相对薄弱。知识贬值,脑体倒挂,触目皆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以至于有“傻的像博士,穷的向教授”的流传,以至于有一批无可奈何而下海的文人。其中80%的人从事与自己专业完全不相干的商业活动:教授卖馅饼,研究员开酒吧,勇气令人钦佩,代价却令人惋惜。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观念的更新,毋宁说是知识的贬值。倘若有一天,“造原子弹”的都去“卖茶叶蛋”;倘若有一天,教授们都去“卖馅饼”,学生们怎么办?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文艺评论家马也曾撰文大声疾呼:“一个时代,文人们难以坚守自己的阵地,说明什么?一个民族,文人、文艺、文化不再值钱,结果将会怎么样?现代化的标识难道仅仅是经济技术的?一个民族若想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没有文化作为发展的底蕴和潜力,难道是可能的?”总监督杨广慧回答说:“问得好,问得振聋发聩。这次文稿竞价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场攻坚战,一个里程碑,一个改革的创举。它的目的不在于提高文人文稿的表面价值,而在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引进知识产权的领域中来,培育一个健康繁荣的文化科技的市场,导发一场中国文化体制方面的革命。

1993年5月25日,深圳科学馆会议厅座无虚席,’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组委会主任、深圳青年杂志社总编辑王京生主持大型新闻发布会,庄严的向海内外作家发出了召唤。我则以首席法律顾问的身份回答了中外记者有关法律方面的提问。

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疾风知劲草

翻一翻几千年中国的文明史,从“穷酸“”潦倒“总是和人们形影相随。从蔡伦到李时珍,从毕昇到张衡,从陶渊明到曹雪芹,他们或郁郁寡欢,壮志难酬;或饥寒交迫,窘迫一生。这些科学和文学巨匠苦涩的人生都在反复吟唱着一曲忧伤的咏叹调。然而,那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悲剧。今天,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被确立之后,知识的价值、智力成果的价值如何体现,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人们常提起施光南、周克芹、路遥、邹志安等人的英年早逝,提起《十五的月亮》《祝酒歌》的十几元稿费,提起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不想学文,什么挣钱学什么,提起民族文化素质的危机。知识推动着文明社会的进步,但拉着历史大船前进的纤夫们却步履维艰,不堪生活的重负,这是与时代乐章极不和谐的音符。难道做学问就应该安于贫困,知识和智慧就不能体现它的真正价值?当商潮汹涌席卷文坛之际,一批不甘寂寞的作家毅然卷起了裤腿,发誓要靠另一种才能来改变处境,重塑人生。然而,商海沉浮,变化莫测,“以己之短,对人之长”,成功者终归寥若晨星。难道真的一切要到经商的“大海”中才能显示其所有的价值吗?能不能以墨作“海”,以笔迎潮?能不能无需落身经济之海,也作恣肆汪洋,也聚雄厚财富?

’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设计者们就是要和中国的法律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仁一道发布一篇中国无形资产的宣言。它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获得的一种启示,它是经济结构开始向重视技术,重视文化,重视知识,重视智力成果的一种必然要求。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息息相关性摆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近几年来,关贸总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谈判就是最好的明证。

中国文化界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对活动设计者们提出的“换一种观念,换一种活法,让文人甩掉穷酸的帽子,昂然站起来”的观点很感兴趣。九十高龄的冰心看过本次活动的章程和可行性方案之后,欣然同意担任本次活动的总顾问。王蒙、艾青、吴祖光、萧乾、徐迟、张锲、薛德震出任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刘国雄,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圣英高兴的担任了顾问。

新闻传播媒介对这次活动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和支持。新华社先后五次用各种文字向海内外两千多家传媒发通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了望》周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一百多家新闻单位在显著的位置给予报道。海外的BBC广播电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世界日报》、《明报》、《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群起而响应。深圳市广信酒店的1602房间,是组委会所在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中心”,前来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

但是,也有些作家对这项活动存有不少疑虑,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文稿竞价中买方标准和创作者的标准很难沟通,因为双方的美学观点取得一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担心,首次举办这类活动,有可能缺乏经验而出现混乱。如果有些人想对一部文稿予以支持而故意抬高它的价格,而这一部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这就有可能打击真正的好作品。因为文学作品是很特殊的精神产品,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去规定它的价格是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像文稿公开竞价这样的商业文化活动,不是以作品的文学价值及长远的社会价值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而多以市场需要为主要目的。对作品商业价值的偏重是否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如果作家都被引导到去关心创作的商业性,这将对文学事业地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少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担心,竞价搞起来之后,纯文学作品是否有市场?文学作品的深度与读者面的矛盾如何解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价格平衡机制,有可能出现价格上的混乱,有可能导致一些档次不高的作品反而会取得较高的价格。还有的担心,企业和个人买作品,不拿去出版怎么办?作者个人经济效益实现了,社会效益怎么办?参加竞价的当事人买了书稿又怎么办,如何出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怎么实现。

又有人提出,一些书稿在正式竞价前已经被吵得如此炙手可热,会不会背离此次活动“公平的体现出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价值”的创办初衷?那些严肃作品的文学价值和长远的社会价值会不会因为需求者与创作者审美层次的差距被抛弃?那些“解剖刀”似的的杂文,史料丰赡、理论深邃的读书随笔等文学式样会不会因为远离金钱、财富、女星等“热点”内容而遭到冷遇?许多教授学者终其毕生精力所写的有真正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书稿能够在竞价中取胜吗?

另外,买方市场的主力,国内的出版界也大多保持着沉默。他们在徘徊观望着。

1993年9月11日下午3点半,深圳市汇港酒店二楼贵宾厅,’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隆重举行首宗文稿交易仪式。著名作家史铁生的14000字的短篇小说《别人》和青年理论家王东华40万字的社会学专著《新大学人》被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分别以8000元和80000元买走。史铁生是位优秀青年作家,早在80年代初便以《我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大奖。其小说《命若琴弦》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摄成电影《边走边唱》,参加过嘎纳国际电影节。史铁生锲而不舍,坚持纯文学创作的道路,此次参加竞价的小说《别人》,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王东华的《新大学人》从历史、未来、文化、社会的角度透彻分析了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心态,是一部既富于思辨色彩,又充满激情,既严谨扎实,又形象生动的学术著作。

当王星作为史铁生、王东华的委托代理人与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远钦分别在成交合同上签完字,我也郑重的在那几份淡黄色的律师见证书上签了名。由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参与,由企业出资,力拔头筹购买严肃、优秀的纯文学作品和学术性书稿,使得这次酝酿已久,令人瞩目的优秀文稿竞价活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它较好地解决了精神产品的标价问题。专家们认为,首宗交易的这两部书稿的成交价还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说明购买者不仅重视作品的商业价值,更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因为它与企业的形象休戚相关。

当天晚上,冰心在电话中表示了衷心的祝贺,总顾问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纪念的是,这一天刚好是《中华人名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的三年零三天。本次活动的法律顾问主要是根据著作权法参与制订了整个活动章程、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件,把这次活动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还设立了监事会、顾问委员会、审读委员会,力图做到组织规范、权力规范、法律规范和行为规范。我认为,这次活动是否成功,不是看他的十全十美,也不期望他面面俱到。它是一块“试验田”,在实践中得以完善;它是一只报春鸟,在挑战中获得新生。它让文人为精神产品标价,扬眉吐气;它不让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参与竞价,依法把关;它努力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优胜劣汰;它启动价值规律的杠杆,培育市场;它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让参与者在“章程”面前人人平等。它大声呐喊,张开双臂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美好春天。它为中国文人的升值,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披荆斩棘,它推动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价值重估。

会当凌绝顶

智力成果这种无形资产,不同于有形财产那种物质产品,由于它没有形体,不占据空间,容易脱离所有者的控制而为许多人所占有。只要智力成果公布于众,第三人就可以不通过处分的合法途径而取得利益。因此,智力成果的所有人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使对无形财产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必须依靠国家法律的特别保护来实现。开展这次文稿竞价活动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目的是选择优秀文稿竞价这个突破口,为解决目前突出的“文化滑坡”、“脑体倒挂”等问题出一着新棋,在中国开辟并完善经济建设市场的同时,又开辟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市场——文化和科技成果的市场,以文稿竞价的方式,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文坛,打破传统划一的稿费体制,公开在市场中体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价值,使文人无需“下海”,也能用精神产品致富,从而促进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的精品化,市场化和法制化。

截至1993年9月15日,报名参加文稿竞价和交易的作者已达800多人,收到长、中、短篇小说、纪实文学、影视剧本、散文、杂文、名人名家手稿和实用知识专著及其他各类文稿8000多万字。叶永烈、黄亚洲、张贤亮、张抗抗、魏明伦等一大批知名作家都明确表示支持本次活动。诗人郭小川的遗孀杜惠也寄来了《郭小川、杜惠情书集》参加竞价。深圳市博物馆专门致函组委会,希望在文稿竞价活动结束之后,将本次活动的这把“世纪之槌”及纪念碑石赠与该馆永久性收藏并展示。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参与竞价的文稿提供了新的保底价。

1993年8月中旬,香港明报集团获准出任文稿竞价活动海外出版机构总代理。深圳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同志表示,中国优秀文稿如果能以海外出版机构作为窗口走向世界,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亦有利于促进中国精神产品市场的发育。

1993年9月中旬,香港博益出版集团率先从海外来深圳洽谈。台湾出版公会、香港各出版集团都明确表示届时将组织相当规模的出版商团体来深圳参加文稿交易和竞价。深圳的企业界也纷纷行动,有几个“炒股大户”也跃跃欲试。

海内外,大批出版商,企业家,收藏家纷至沓来,选优汰劣,看稿定“货”,这种交易形式的本身,便是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袭多年不变的出版体制的一种改革,一种冲击。优秀的精神产品,通过竞价迈出国门,走向海外,毫无疑义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的一种辐射和传播。

1993年9月18日上午,在组委会召开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杨广慧对李远钦说:“我不主张企业老是去无偿赞助,要名利双收才好。企业与文化深层次的结合,实际上是一种互惠互利,它能繁荣文化,昌盛企业。比如说你们购得的两本书稿出版之后,就可以在飞机上发给乘客,一为企业扬名,二给乘客送去了精神养料,岂不两全其美。”
深圳机场侯机楼有限公司是第一个出资购买书稿的企业,短短10天,全国就有100多家新闻单位予以报道,海外传媒也广为传颂,企业所得的广告效益和社会效益实在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1993年9月20日下午,深圳竹园宾馆罗马厅举行了引人注目的《新大学人》出版协议的签字仪式,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华强亲临现场。深圳海天出版社捷足先登,成为第一家与企业联姻出版竞价文稿的出版社,总编辑何云华在签字后表示,要以“深圳速度”在10月28日文稿公开竞价之前将此书公开发行,并提出公开竞价活动中的所有优秀文稿,如被企业家买走,海天出版社愿意承担全部出版工作。组委会也决定,对企业在文稿交易及竞价中买走的文稿,将提供后续性服务及出版代理事宜,并拟在全国出版社中采取招标的方式尽快出版。

《新大学人》出版一事的迅速实施,证明了企业购买书稿直接参与文化建设和出版事业并从中得到回报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思路。优秀文稿,企业参与,出版结构将成为一个新型的富有活力的机制,定将对启动、健全我国精神产品市场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黄亚洲——因电影《开天辟地》而被评上1992年金鸡奖的最佳编剧,最近给我来电话说:“我寄去两部电影剧本,请你交给组委会,深圳的文稿竞价活动给中国文人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它是一次文化市场的进步,祝你们成功!”

’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的第二笔交易是,深圳康迪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郑耀明代表公司签署购买深圳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金龙的书法作品《明心集》,价格是人民币10万元。金龙刚满31岁,青春年华,却学有所成。祝福之余,感慨良多:文人真的升值了!

1993年10月8日下午,在国贸大厦物业集团会议室举行了“企业与文化——做一部优秀畅销作品的出品人”的深圳部分优秀企业家恳谈会,公布参加公开竞价的30部作品入围,许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畅销书将从这里推向社会。在作者、出版社的链条中,企业和投资者将分别扮演著作出品人的重要角色。中国首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实质性阶段。

杨广慧同志最近表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拟成立一个常设的机构——深圳市文稿交易所,将文稿交易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

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一定能为千千万万的文化人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一展雄风的舞台,知识分子只有走向市场,让自己的知识市场化、商品化,才能体现出它的真正价值。1993年10月28日,从经济建设中腾飞起来的深圳人民将会在深圳会堂里聆听到那一声举世皆惊的槌响。伴着这声槌响,中国文人将意气风发的走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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