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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东瀛行

1993年6月20日上午,以深圳市司法局局长邹旭东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律师访日代表团,从北京起飞经大连出境,开始了东瀛之行。下午5时许,到达东京成田国际机场,踏上了美丽的日本国土。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理事长荒井金雄先生和事务局次长松岛洋先生,亲临机场大厅迎接,中日律师友好交往的史册,又将增添新的一页。

中国律师(和公证人)访日代表团22人,其中深圳就占了11人。我们有幸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考察了东京、名古屋、大阪、京都和神户。此间,参观访问了全日本最大的西村真田律师事务所,世界上名列第三位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公证人役场(即公证处或公正役所);旁听了名古屋高等法院的开庭审判;访问了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和公证人联合会,对日本现行的法律制度有了窥斑见豹的了解。在整个访问期间,受到了日本律师界热情友好的接待。

欢聚日比谷

在日本东京的中心地带,皇宫的附近,有一座名闻遐迩的日比谷公园。公园的设计,一半是日式的,一半是西方式的。园内有大会堂和图书馆。仿效纽约洛克菲勒广场而建筑的“日比谷城”,显得的壮观而潇洒,可以说是日本东京都市建设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1993年6月22日晚6点半,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和日本辩护士联合会,联合在日比谷公园的松本楼,为中国律师访日代表团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日本辩护士联合会会长阿部三郎亲临宴会致欢迎词,邹旭东团长致答谢词;在东京的日中法律家交流协会的副会长(因为会长北山六郎在神户),全部出席了晚宴。副团长陈野于1988年秋曾访问过日本,这次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为整个宴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宴会上觥筹交错,笑语欢声,高潮迭起,显得分外热情友好。去年7月,以西村刘郎先生为团长的150名日本律师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子湖畔与中国律师同行一道参加了中日青年法律家走向21世纪讨论会,他们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杭州会议之后,西村刘郎先生还率领12位青年律师来深圳访问。这次老朋友们又重逢东京日比谷,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有谈不完的话题。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由于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为世界瞩目。日本法学,也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学术领域。传统的日本法学,是在日本古代社会的沃土上,承受中国法系的雨露滋润而成长起来的。近代以来,西洋文化的利刃劈开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大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大陆法系和英美(海洋)法系的学说接踵而至。近代日本的法制虽属于大陆法系,却具有异于法国更接近于德国的特点。二战后的1945年10月11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发布指示,要求按《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到1952年《旧金山和约》结束对日本占领状态之前,以《日本国宪法》为母法的战后新法制已经形成。这一法制的变革,日本法制史上称之为“法制革命”。由于日本的法制革命是在美国指导下开展的,故现代日本法律制度受英美(海洋)法系影响颇大,日本法学家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适应近现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实践基础上,对传统法学进行了批判继承,渗透改造,裁剪熔铸,塑造了当代日本法学与法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在中国确立之后,法制建设势必会在中国产生一个全新的飞跃。加快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律师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中国律师访日代表团这次离开北京前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的领导专门看望了代表团成员,语重心长的嘱咐大家多与日本律师进行业务交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做贡献。

松本楼的晚宴结束后,日本知名律师、银座东法律事务所所长前田知克先生热情相邀,我们来到了银座东法律事务所的律师沙龙。东京的银座是亚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据说,这里的土地寸土寸金,房屋每平方米售价大约要两千万日元,按人民币调汇价折算是150万元左右,是全世界要价最高的。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林立着高级商场和大百货公司。在银座东法律事务所,前田知克先生和他的合伙人小川原优之先生,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从新加坡买回来的珍贵的英格兰名酒,主人欢快而郑重的提出,为日中两国律师的友谊和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干杯。那天晚上,欢声笑语,高潮迭起,65岁的前田知克先生唱起了“国际歌”,中日两国律师同声高唱,歌声荡漾,毕生难忘。

俯瞰东京塔

日本的许多城市,都有独具特色作为城市象征的塔,如神户塔、横滨塔、千叶塔、福冈塔、东京塔等等。号称世界第一高的东京塔总高度为333米,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高出30米。自1958年开始营业以来,一直作为东京的一处游览名胜,作为日本首都东京的一个象征。

1993年6月23日,中国律师访日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登上了东京塔。站在塔上,仿佛整个东京都在你的脚下,同行的日本律师告诉我们,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富士山和筑波山的雄姿,可在360度的全方位瞭望到关山地区的大片景色;站在塔山,还可以清楚的看到皇宫与国会。日本国会是一座3层的石料建筑,建筑中央呈尖塔型,高66米。从塔上往下看,皇宫与国会好像近在咫尺,然而,从日本律师制度发展的轨迹看,恰恰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19世纪以后,日本幕府封建统治日趋腐朽,国内人民起义连绵不断,西方列强为输入商品,迫使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软弱无能的幕府不能解决内乱外患,各藩下级武士、地主和商人中的开明者,打出王政复古的旗号,于1868年掀起倒幕运动,恢复了天皇的地位,建立起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这次政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法制也迅速近代化,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开始组织法律起草委员会,着手制定各种法典。在诉讼上最初承认诉讼代理人制度,是根据1872年司法职务定制所规定的。根据司法职务定制承认的代言人,是日本律师制度的起源。到了明治9年即1876年,法务省制订了代言人规则,公认诉讼代理人为“专门职业”。日本律师的地位,从明治中期以来大有发展,但从昭和初期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律师活动随着战争体制的强化逐渐削弱。1949年6月1日,日本制定了现行的律师法,完全承认了律师组合的自治权,新成立了日本律师(辩护士)联合会,建立了一元化培养司法工作人员的制度,日本律师联合会成为辅导、联系、监督全国律师(辩护士)的最高机关。

1993年6月22日,我们参观了东京的法曹会馆。日本的所谓法曹,是对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学者的统称。在二战前,日本法官、检察官的资格同律师是有区别的。当时所说的培养法曹,主要是以培养法官和检察官为目标而进行的,对律师,不要求必须经过业务学习进修。二次大战以后,根据日本的裁判所(法院)法,建立了新的司法实习生制度,作为资格考试的司法考试代替了旧高等院校的司法科考试。隶属日本法务省(司法部)的法学研修所,是培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摇篮,是日本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日本律师告诉我们,日本法学研修所招生,是经过国家司法考试的,这是全日本各类考试中最难的一项。每年约3万人报考。按2%的比例来录取新生,只录取500名左右;有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三番五次或十年八载锲而不舍,才能考取研修生资格,有的考生则每次都名落孙山,终生考不取。考试合格者,还必须进行为时两年的司法研修:第一学期是公共基础课;第二学期,教官(即教授)根据学生的个人志愿和教官的观察指导,对学生进行专业分类,即分为法官班、检察官班和律师班,开始专业研修一年;第四学期,是实习和毕业论文答辩,以及严格的毕业考试。毕业后再经过两年司法见习,才能取得法曹资格,然后,分别担任见习法官、见习检察官和律师。在毕业的法学研修生中,从事辩护士(律师)工作的占8%左右。日本的辩护士,是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生的佼佼者,是日本人的精英,一旦取得辩护士(律师)资格,只要不犯错误,不被吊牌,努力敬业执法,那么一辈子都会收入甚丰,小康日子不在话下。有的律师一年收入在5000万日元上下。日本实行法曹一元化,目的是使成为法官、检察官的人能理解律师的业务和工作性质,也使成为律师的人能体验到法院和检察署的实际工作,了解法官和检察官的立场,体会法曹的共同使命。

1993年6月22日下午,我们来到东京塔附近的西村真田法律事务所。这家法律(律师)事务所是全日本首屈一指的,实力最雄厚的法律(律师)事务所,主要办理涉外法律事务,全所有专职律师49名,外籍律师6名,加上辅助人员共150多名。平均每名律师有两名辅助人员。一般律师在所里工作4至5年后,就送到美国或英国培训一年;该所目前取得外国硕士学位的律师就有21名。整个律师事务所通过计算机进行有效的管理。所里共有16位合伙人,其他人都是雇员,所长西村利郎先生现任日本辩护士联合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长,是日本律师界最有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之一。去年,西村利郎先生率日本律师代表团访问中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曾和中国律师代表相聚,后又来深圳访问。今年,我们又重逢在东京。他握着我们的手连声说:幸会,幸会,老朋友了,去年我们访问深圳,谢谢你们的热情接待。我们今天接待中国最大的律师代表团,很荣幸。我认为,深圳律师已经具备走向国际舞台的条件,今后我们多合作。

 纵横新干线

从铁路事业的效能和火车旅行的舒适方面来说,日本的铁路和电气机车可称得上是世界一流。旧日本国有铁路现在简称为“丁尺”,除“丁尺”之外,还有许多铁路公司建了铁路网。讲起日本的铁路,最有名的当然要算新干线。所谓新干线,就是日本新建筑的电气化高速铁道干线。1964年建成东海道线,1972年建成山阳线,1982年建成东北线和上越线。新干线几乎连接全日本,从东京到达九州的大门博多只需7个小时;从东京都的上野直驶盛冈,全程535公里,只要两个半小时上下,平均时速200多公里。

1993年6月25日,中国律师代表团从东京乘上了新干线直奔名古屋。古城名古屋在东京之西366公里,是日本中部的一个工业大城市,著名的丰田汽车制造公司就在名古屋附近。名古屋与东京、大阪鼎足而立,被称为全日本经济活动的心脏,日本律师片桐先生、铃木先生和石畔先生,陪同我们参观了名古屋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和名古屋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他们向我们介绍了日本的法律扶助制度。

日本的法律扶助制度是指对不能承担诉讼费用或难以支付律师聘用费用的国民进行扶助,以便维护其正当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制度。日本的法律扶助制度,吸收了英美德法等西方国家法制的经验,又结合本国实际,颇具日本特色。日本的法律扶助制度创造于1952年,专门成立了法律扶助协会,对于贫困不能支付审判费用,特别是支付不了律师费用的支付款项,以扶助国民中的弱者。法律扶助制度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保障人权、扶助贫困等人道主义的重大作用。从法制体系的角度观察,日本的法律扶助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体现了日本法律制度的逐渐健全。通过国家许可的财团法人的法律扶助,使贫困当事人不至于因经济困难而失去法律保障,因此,不能不说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日本法律扶助的组织,主要是法律扶助协会及其所属的辩护士(律师)联合会等。法律扶助协会的资金主要由国库补助,团体募捐和律师个人募捐等。限于资金不足,日本法律扶助活动的开展也局限于诉讼扶助和法律咨询,在扶助对象和扶助方案方面,也有许多严格限制。这种状况极不适应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改善需求,使国家福利在法律生活中的贯彻,受到不良影响。目前,日本法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工商业界都十分关注法律扶助事业的全面展开。

1993年6月26日,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名古屋新干线车站,从这里出发直奔大阪。大阪这个日本西部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是日本的第二大都市,位于淀川之口,在繁华的街市之中,小河纵横交错。1970年的世界博览会,就在大阪举行。公园四世纪时大阪是日本的首府。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作为以诸侯割据城堡为中心的都市发展起来以后,大阪一直都是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大阪还一向以歌舞使及文乐剧而闻名,这是日本两种优美的传统演艺。

1993年6月28日晚,大阪市日本辩护士(律师)联合会在神仙阁中国料理(酒家)为中国律师访日代表团举行了热烈的欢送宴会。70岁的日本著名女律师和社会活动家佐佐木静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佐佐木静子从五十年代起她就开始与中国司法界交往,她访问中国30多次,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过她的足迹。抚今忆昔,佐佐木静子对中国今天发生的巨大变化,赞叹不已。

在大阪的这次欢送宴会上,还有一位日本律师很值得一提,他就是高桥正毅先生。高桥正毅先生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综合研究中心,还担任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1988年底,高桥先生来到中国,在中国政法大学为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美国合资企业法”、“日本商法”、“日本公司法”、“中、日、美三国合资企业法比较研究”和“日本法律家评价中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等课程。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企业家了解中国,大胆的到中国投资,他在日本举办过一些讲座,自费翻译出版了中国的《税法基本知识》一书,还向日本报刊投稿四十多篇,广泛介绍中国法律。

佐佐木静子、高桥正毅等日本朋友,和中国律师手拉手,唱起了卡拉OK,中国律师代表团的正副团长也加入了欢快的行列,唱了古典歌剧和黄梅戏,欢声笑语飘荡在神仙阁。

1993年6月29日上午,大阪,伊丹机场,中日律师亲切话别。代表团成员列队走进机场入口闸门时,前来送行的日本律师还整整齐齐的站在那里,向我们鞠躬、挥手,齐声送别“咪纳桑,萨由那拉”!(各位先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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